1988年“五一”节，我和前妻闹别扭后首次陪她回长阳。为了便于留影，我特意带上单位放在我手头上的相机。
出游归来的那天下午，我陪妻子到解放路与金虾巷交汇处的凤台商场买鞋。她试鞋时，我刚弯腰低头看了一眼，起身便发现放在身旁柜台上的相机不见了。瞬间，我脑袋一片空白，简直不敢相信相机就在眼皮底下不翼而飞的事实：这部相机可是承载了单位荣誉的一个象征啊！
上世纪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荆门市计生委推行“一票否决权”制度，工作抓得紧，成效显著，成为湖北全省先进单位。这部相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赠予我国的一批宣传器材之一，省里为表彰荆门市的突出成绩，更好搞好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特意奖励给荆门一部日本产尼康501相机。
尼康501在当时堪称高端专业相机，除常规镜头外，还配备了广角、变焦、长焦镜头，是单位宣教工作的重要工具。当时宣传服务站和宣教科人手少，没有几个“兵”，我是使用相机最多的人，日常使用与保管自然由我负责，所以那次出游便顺手带上了相机。
祸从天降，让我慌乱得不知所措。报案之后，我病急乱投医，找到社会上一个所谓的“玩头”帮助。他声称能找到这一带的偷盗者，开价500元酬劳。钱给出去后，却再无音讯。我心想，公器私用本来就不对，结果还弄丢了，赔偿是免不了的，不如悄悄托人买一部同款同型号相机，来个“狸猫换太子”，免得赔了钱，又毁了名声，赔了夫人又折兵。可托人到武汉探店后，我彻底傻眼了：一部同款尼康501相机要18000多元！
近2万元，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天文数字。那时我的工资每月不到千元，孩子刚出生不久，家里还有两位老人要赡养，如此巨款，我无力承担，也无处可借。万般无奈之下，我只能硬着头皮向单位坦白实情。消息传开，计生委上下轰动了。有人说：“这可是政治问题！把联合国的赠品弄丢了，怎么向上面交代？”也有人不信，揣测我把相机变卖了，谎报说是被偷了。还流言蜚语道：“邓三君胆大包天，连市政府办公大楼他都敢按上四个轮子推出去卖掉，何况一个照相机！”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我所预料的一样，我不仅要承担赔偿责任，名声也一败涂地。最后组织决定，每月在我的工资中扣除一定比例作为赔偿。那段日子，我无地自容。平日里我在单位算是有个性的人，从不阿谀奉承、看人脸色，还爱出面说公道话，替人打抱不平。可出了这事，我自觉理亏，连见人的勇气都没有。计生委主任陶正富向来温和，即便批评人也多是委婉，绵里藏针。可那段时间，他见了我总带几分冷眼，那眼神让我心里极不是滋味。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单位抬不起头，夜里常从噩梦中惊醒，满心后悔自己的麻痹大意，竟酿成大祸。
那段艰难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如今已记忆不清了，只记得自己在心里暗下决心，拼命工作，用实实在在的效率和成绩，弥补给单位造成的损失与影响。至于人家怎么看我说我，就只能让时间证明。
如今，这事已过去近四十年了，偶然想起，那份愧疚仍清晰地像发生在昨天。我愧对单位信任，愧对领导器重，更愧对那些曾看好我、相信我的同事与长辈。
2025年11月20日于闻之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