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 天
一、意识形态与历史记忆—文学对历史矛盾的审视
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1992年出版的政治学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提出，随着自由民主制及其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传播和巩固，因此衍生出一种完美世界的概念。在这个“完美世界”中不存在任何社会的根本矛盾。该理论还认为阶级斗争已经成为过去式。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而言，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但在历史发展已经走到终点的前提下，像阶级矛盾这样的社会根本矛盾亦不复存在。纵观当代西班牙文坛，格兰德斯及与其同年代的西班牙作家（如哈维尔·塞尔加斯、安东尼奥·穆尼奥斯·莫利纳和伊格纳西奥·马丁内斯·德·皮松等）都将内战的历史记忆作为其小说创作的主题或时代背景。究其原因，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2007年西班牙政府出台的《历史记忆法》（Ley de memoria histórica de Espana）促进了西班牙文坛对内战历史记忆的重视；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而言，我们不妨将福山的政治观点和巴赫金的小说理论进行串并来解释此现象的成因。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中，通过对比史诗和小说两种文体，强调小说的特点在于它的未完成性和开放性，这一点与史诗完美和稳定的特点完全相反。但根据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当历史已经走到终点时，所有人都生活在没有矛盾的完美世界里。小说因其未完成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似乎已经失去了它能够叙述的题材和存在的空间。因此，小说家为了找到小说的题材必须回顾历史，探寻那些有矛盾和冲突的历史事件，以获取创作小说的空间。而西班牙内战的历史对其而言是最理想的选择。其次，在福山历史终结观的影响下，当代西班牙作家会以“新人文主义”的视角审视西班牙内战的矛盾。在格兰德斯的小说中，西班牙内战被描述为一种由非理性的因素（如仇恨、恐惧和报复心理）导致的骨肉相残。格兰德斯将内战的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转化为个人或家庭间的矛盾。这种“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历史重构是新人文主义视角典型的文学表现形式，它也与当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推崇的历史观相契合，并且在对作者意识形态的塑造中占据支配地位。法国哲学家埃蒂安·巴里巴和皮埃尔·马舍雷在《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一文中道出新人文主义的内在逻辑：当我们面对历史矛盾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时，通常来讲，我们的最优选择不是正视它或对其进行反思，而是通过小说的想象和虚构手法对这些矛盾进行化解，并将其转化为能够被主流意识形态接纳和调和的矛盾。因此，格兰德斯的小说将政治和社会因素从历史事件中抽离，取而代之的是唯心主义思想，个人内心感情的描绘与道德层面的反思。二、《冰冷的心》—矛盾的过去和完美的当下
小说《冰冷的心》的题目取材于著名西班牙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的诗句“两个西班牙，无论哪一个都会冻结你的心”。从该引用中读者得以窥见作者对西班牙内战源于《圣经》中该隐式的冲突，即兄弟相残的见解。笔者将通过展开小说的情节对此进行具体分析。男主角阿尔瓦罗·卡利翁是西班牙右派“长枪党”党员胡里奥·卡利翁之子，在参加父亲的葬礼时偶遇一位陌生的女子—小说的女主角拉盖尔·费尔南德斯·佩雷亚。出于对她的好奇心，阿尔瓦罗开始回顾过去，探寻他已逝父亲的经历，这也同样拉开了小说回顾西班牙内战历史的序幕。小说的矛盾从阿尔瓦罗发现他的父亲胡里奥·卡利翁在法国的经历开始。彼时，胡里奥在法国做房产工作员的工作，与一个流亡当地的西班牙共和派家庭结下了深厚友谊。这个家庭也将他们的房产公证手续全权委托他处理。然而，胡里奥背叛了这个共和派家庭的信任，凭借其职务之便侵吞了共和派家庭的财产，并且用这笔不义之财创办了他的公司。
对阿尔瓦罗而言，父亲这段不堪的过往彻底颠覆了父亲在他心目中深明大义和谦和有礼的形象。阿尔瓦罗在与拉盖尔的爱情交往中发现了当时被他父亲侵吞财产的家庭的男主人正是拉盖尔的祖父。格兰德斯塑造的两个家庭象征着西班牙内战的两个派别。这也反映了格兰德斯将内战的根本矛盾转化为家庭之间的矛盾。在了解父亲的过往之后，阿尔瓦罗的内心陷入了矛盾，他决定将父亲的这段历史真相讲述给他的兄长拉法。
拉法作为卡利翁家族企业的继承人，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也与西班牙民主过渡时期右翼政党推崇的“遗忘协定”（Pacto de silencio）的立场一致，即反对回忆佛朗哥独裁时期共和派受到的政治迫害和暴力镇压。然而，作者的局限性在于仅用阿尔瓦罗和拉法两兄弟个人的历史观代表当代西班牙的两种对待历史的立场。由此可见，格兰德斯在构建内战的历史矛盾及当代西班牙人对待内战历史的态度时将历史根本矛盾转化为家庭成员间（兄弟间）的矛盾。而后，在阿尔瓦罗执意将父亲的过往讲述给他的兄长时，拉法认为阿尔瓦罗揭开了整个卡利翁家族过去的伤疤，并且威胁到右翼政党对待历史的立场。在格兰德斯笔下，内战双方的矛盾在两兄弟身上重现，随后阿尔瓦罗对拉法的指责和辱骂让两兄弟间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通过以上情节，作者再次将“西班牙内战源于兄弟相残”的历史观融入小说的情节。
在小说的结尾，阿尔瓦罗在与兄长冲突后回到家中，并质问自己的母亲为何一直隐瞒父亲不堪的过去。母亲向阿尔瓦罗倾诉她的苦衷后，最终让阿尔瓦罗邀请拉盖尔周末到卡利翁家聚会。从该情节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格兰德斯重构内战历史记忆的意义在于在当下化解历史遗留的矛盾。作者通过象征内战的战胜者与战败者两个家庭的聚会，烘托了当下自由民主的完美社会为和解内战中分裂的“两个西班牙”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条件和契机—当年势同水火的内战双方终究在此时融合，历史的伤疤和裂痕也在这里终告平复。另一方面，战胜者邀请战败者的后代参加家庭聚会的场景更加印证了格兰德斯的作者意识形态。作者没有从受害者的费尔南德斯一家的角度批判卡利翁家族的所作所为，乃至对佛朗哥独裁时期共和派的压迫和剥削进行批判，为失败者“发声”，而是借用胜利者向失败者的邀请转喻失败者能够适应和融入当下这个（由内战胜利者领导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并且与胜利者一样都是当下“完美社会”的一员。格兰德斯重构历史的目的不是通过历史的根本矛盾反思当下社会的根本矛盾，而是通过重建一个充斥着矛盾和冲突的历史事件的回忆来映衬当今自由民主社会的完美性。格兰德斯在她2010年出版的小说《伊内斯和快乐》（Inésylaalegría）的结语中说道：“如果不是这近四十年艰苦不懈的反独裁斗争，我们或永远无法企及像当下这个无聊和民主的西班牙。我或许也不能在这里执笔，享受回忆过去的感觉。”从作者对当下西班牙社会的形容—“无聊和民主”可以看出，在她眼中，历史记忆不是一种探究我们与历史的关系或反思当下社会矛盾的需求，而是一种“享受”，乃至是一种“奢侈”，是一种当下完美社会的点缀和附庸。格兰德斯默认了当今西班牙民主社会的完美性，并且在这个“没有矛盾的完美社会”中享受着回顾70年前的那段充满着政治和社会矛盾、意识形态冲突和政治斗争的历史过程。结合巴赫金的小说理论，作者享受也是探寻小说创作题材的过程。那么历史记忆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什么？如何才能维持历史性这一历史记忆的核心要素？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在《论历史的概念》中指出，历史记忆是一种在当下依旧能够振聋发聩的革命武器。历史记忆应当将所有的战败者联合起来，并且将他们的斗争带到当下，填补当下属于他们的“空缺”。就西班牙内战的记忆而言，在当下唤醒共和派为了抵抗军事政变斗争失败的历史记忆的目的应该是，揭露曾经的战胜者（佛朗哥独裁主义者）在当今西班牙社会的各领域依旧占据支配地位并对此进行批判，而不是将曾经内战的失利者在当下也只得服从战胜者建立的秩序合理化。而在《冰冷的心》这部小说中，战败者的正义并没有得到伸张，作者没有对卡利翁家族代表的右翼（战胜者）对流亡在法国的共和派费尔南德斯一家的所作所为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反思和批判，也从未反思或批判西班牙的民主社会基本继承了战胜者在独裁时期建立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显然，格兰德斯对重构历史记忆所做的努力与斗争的目的不是对佛朗哥独裁乃至内战胜利者依旧统治的当下进行历史性的批判和反思，而是接纳曾经的战败者，即受害者，并让他们融入和适应当下自由民主的西班牙社会，因为格兰德斯认为当下的西班牙社会是完美的，没有任何质疑或剖析的必要。
三、结语
格兰德斯的小说将历史记忆的核心要素—历史性不断弱化，使得历史记忆仅剩下对过去的认知。历史性的核心在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即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然而，在以历史的终结为核心的当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阶级斗争的概念被忽视，甚至沦为过时的观念。剥离了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历史记忆只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理层面的摩擦和紧张状态。这种看似脱离意识形态因素的新人文主义的历史解读视角反而为西方统治阶级长期处于统治地位提供了意识形态层面的保障。此外，新人文主义的历史解读视角也混淆了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西班牙政治学者和文学评论家何塞·安东尼奥·富尔特斯认为，这种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的历史记忆导致作者乃至读者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误读。许多当代作家认为西班牙内战让所有西班牙人陷入骨肉相残的境地，让当下的人们都认为那个时候的西班牙人都是相互仇恨的牺牲品。将西班牙内战描绘成兄弟相残掩饰了西班牙内战是西班牙右翼以佛朗哥为首的法西斯主义者对民主选举成立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政权发动的武装政变的事实。诚然，格兰德斯在小说创作中借助大量史料还原被佛朗哥独裁政权压迫的共和派的斗争史，她也反对历史只是属于战胜者的历史这一论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赋予了格兰德斯小说文学和历史学的价值。但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而言，格兰德斯的小说展现的福山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以及新人文主义视角，使其重构的西班牙内战历史记忆显得单薄。正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言，“去历史化”的历史解读就如同“不含咖啡因的咖啡”。而这种以人的内在为主导的历史记忆重构也成为后现代历史小说创作的主流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