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苇风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
目见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百善孝为先，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孝道的国家，历代统治者都提倡孝道。但既然需要大力提倡，就说明不孝行为自古以来就屡见不鲜。《诗经·邶风》中的这首《凯风》讲的就是儿女不孝的事情。
一 旧说《凯风》中“母氏有过”于文无据
历来人们都认为《凯风》是孝子之诗。如《毛诗序》说：“《凯风》，美孝子也。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尔。”在这里，《毛诗序》不但说七子为孝子，还说卫地淫风流行，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云云。后代很多人相信《毛诗序》的说法。然而《凯风》言“母氏劬劳”“母氏圣善”“母氏劳苦”，整首诗哪儿有什么“淫风流行”？据文以求义，说母欲改嫁真不知从何谈起？《毛诗》属于古文经学，古文经学认为《凯风》中的母亲不能慎守，惑于淫风流行，不安其室。今文经学则认为《凯风》中的母氏为继母，七子以德报怨，自责对继母未能尽到孝道。《焦氏易林·咸之家人》：“凯风无母，何恃何怙。幼孤弱子，为人所苦。”三国吴谢承《后汉书·姜肱传》：“肱性笃孝，事继母恪勤。……感《凯风》之孝，兄弟同被而寝，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据此可知《易林》所称无母而孤子“为人所苦”者，人即继母。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说焦延寿习齐诗，继母之说出自齐诗，并云：“鲁韩说当与齐同。”今文经学说母氏为继母，在《凯风》诗中同样也找不到任何证据。
《孟子·告子下》：“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小弁》是《诗经·小雅》中的作品，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鲁诗、齐诗均认为《小弁》是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周宣王大臣尹吉甫娶后妻，谮伯奇于尹吉甫，伯奇自伤无罪，为《小弁》以感其父。
高叟认为《小弁》为小人之诗，理由是《小弁》中充满了怨亲的情绪。孟子不以为然。在孟子看来，《小弁》亲之过大，如果不怨，则意味着恩断义绝。《小弁》中有怨，正说明孝子不忘本，其中有亲亲之义。亲亲即为孝，所以孟子认为《小弁》是孝子之诗。“亲之过大”，不怨是不孝；“亲之过小”而怨，也是不孝。《凯风》没有怨，表达的只是自责愧疚之情，这种自责愧疚之情在孟子看来也属于亲亲之义，故《凯风》也是孝子之诗。
《孟子·告子下》将《凯风》与《小弁》放在一起，相提并论，称一为“亲之过小者”，一为“亲之过大者”。今文经学解读《凯风》一诗的逻辑大致是：既然《小弁》是继母虐待伯奇，《凯风》想必说的也是继母为恶。所以三家诗认为《凯风》是一篇反映幼孤弱子被继母虐待的诗。
《凯风》属于邶风，邶、鄘、卫同属卫风，朱熹《诗集传》：“邶、鄘地既入卫，其诗皆为卫事。”《邶风》有《新台》一诗，《毛诗序》：“《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卫宣公为公子伋娶齐女，见齐女美，自纳之，是为宣姜。此事亦见于《左传·桓公十六年》：“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急子就是《毛诗序》中的公子伋。卫宣公死后，卫国又发生了公子顽通乎宣姜的事情，事见《左传·闵公二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昭伯即公子顽。《毛诗序》：“《墙有茨》，卫人刺其上也。公子顽通乎君母，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按照《毛诗序》的说法，《鄘风》中的《墙有茨》讽刺的就是公子顽通乎宣姜这件事。如果只看《毛诗序》不看《左传》，我们当真认为卫国是“淫风流行”。看了《左传》才知道，公子顽通宣姜乃齐人“强之”，并非公子顽不顾伦理。然而《毛诗序》却说：“《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毛诗序》大概将《凯风》也认作宣公之后“淫风大行”时代的作品了。有了这种成见，再受孟子“《凯风》，亲之过小者也”说法影响，于是七子之母的过错也就被《毛诗序》想当然地解释为“不安其室”了。
二 “我无令人”是解读《凯风》的关键
“我无令人”是理解《凯风》一诗的关键。令，《郑笺》：“善也。”令人就是好人。“我无令人”，《郑笺》的解释是：“我七子无善人能报之者。”孔颖达疏：“我七子无善人之行以报之。”按照郑玄、孔颖达的理解，“我无令人”的意思是：我们七子都不具备善人之行。宋代王质《诗总闻》独出机杼，谓：“令人，贤妇也。”“我无令人”指的是我无贤妇。正因为妻子不贤，才使得诗人“莫慰母心”。王质释“令人”为“贤妇”本来是对的，但因受《凯风》美孝子之说的影响，他又不相信是妻子不贤导致诗人“莫慰母心”，所以又画蛇添足加上一句：“七妇未必皆不贤，而其子怜其母，故责其妇也。”诗人自责的是“我无令人”，并没有说其他六子的妻子如何。但我们可以设想，七子之中有一人“莫慰母心”，其他六子及六子之妻会作何想法？从七子都“莫慰母心”来看，其他六子大约也是“我无令人”。事情可能是因为“我无令人”，导致其他兄弟互相攀比，以至于“母氏劳苦”，不能安度晚年。也或许是其他六子“我无令人”，导致诗人妻子学人榜样，不让诗人尽孝，于是诗人才有“我无令人”之叹。总而言之，七子之妻绝非贤妇，与七子皆为母氏之罪人。至于作者，将“莫慰母心”归于“我无令人”，推卸责任，其虚伪矫饰尤为可恶！
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似乎无人知晓《凯风》一诗的本事。赵岐《孟子章句》揣摩孟子之语，云：“孟子曰：《凯风》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悦也，知亲之过小也。”赵岐认为，孟子先是从《凯风》“莫慰母心”推知母心不悦，然后根据母心不悦得出母有小过的结论。在孟子看来，《凯风》作者既然能说出“母氏劬劳”“母氏圣善”“母氏劳苦”这样的话，怎么可能不是孝子？如果七子为孝子，出现“莫慰母心”的事情自然是母有不是了。
《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子曰：‘可人也，吾任其过；不可人也，吾辞其罪。’诗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辞也。‘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言不自舍也。不耻其亲，君子之孝也。”王聘珍注：“人当为入，谓入谏也。任，当也。任过者，过则归己也。”卢辩注：“吾知其能自取过。”孔广森补注：“此言微谏之道。过则称己也。入，谓纳其言。”“谏若不从，又为之辞说，使亲若无罪然。所谓子为父隐。”这里主要谈如何对待有过错的父母，却引用了《凯风》中的句子。
《曾子立孝》中引“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以证孔子之言“可入也，吾任其过；不可入也，吾辞之罪”，已经有怪罪七子之母的意思在其中，孟子进一步将其坐实，谓之“亲之过小者”，以与《小弁》“亲之过大者”对应起来。孟子通过这样的阐释，将怨与不怨统统纳入亲亲之义，用来表达自己的孝思观念。由此可见，孟子是从曾子那里接受了《凯风》为孝子之诗的说法。《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倒没有明说七子之母过大还是过小，《凯风》“亲之过小者”是孟子的进一步发挥。
孟子误导在前，四家诗推波助澜在后，人们对《凯风》一诗的理解一直无法跳出经学的窠臼。既然《凯风》本事不传，就没有必要捕风捉影，胡乱猜测。就诗论诗，《凯风》中的母亲有两个伟大品质，一是“母氏劬劳”，一生辛苦；一是“母氏圣善”，心底善良。从诗中可知，这位母亲有子七人，但七子都“莫慰母心”。“莫慰母心”当然是自责之辞，感觉对不起“劬劳”“圣善”的母亲，《凯风》一诗充满了对母亲的愧疚之意。既然七子都“莫慰母心”，抛开孟子和四家诗的陈词滥调，所谓《凯风》美孝子之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换句话说，七子不但算不上孝子，现在看来简直就是逆子。只不过七子之中的作者天良尚未丧尽，对于七子“莫慰母心”的丑恶行径隐隐感到不安，感到自责而已。
三 《凯风》“孝子”身上有舜的影子
《吕氏春秋·有始》：“南方曰巨风。”俞樾疑“巨”为“豈”之坏字，“豈”字阙坏，止存下半，因此“豈”讹为“巨”。俞樾的意思是，《吕氏春秋》中“南方曰巨风”原作“南方曰豈风”，也应当作“南方曰豈风”。于省吾不同意俞樾的意见，他认为“巨”“豈”双声，是以音训字，并举“钜”古训“豈”“詎”从巨声为例。于省吾的意思是，即便《吕氏春秋》中“南方曰巨风”原作“南方曰豈风”，“豈风”也应当读作“巨风”，今本《吕氏春秋》“南方曰巨风”没有错。
笔者则赞同俞樾的看法。“豈风”即“凱风”，也就是殷商卜辞中的南风名微风。将“凯风”解释为巨风、大风，忽略了南风的基本属性。中国大部分地区属于季风气候，暖春以及夏天风从南方吹来，农作物进入生长旺季，因此南风一直被视作生育之气。《孔子家语·辨乐解》：“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民之财兮。’”《南风歌》对东亚夏季风的性状和影响做了简明而深刻的描述。南风的基本属性是长养万物，而释“凯风”为“巨风”，则凸显了南风的破坏性，泯灭了南风“阳气长养”的特点。
一般认为《南风歌》的作者是舜，汉初陆贾的《新语·无为》说：“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史记·乐书》也说：“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司马迁的《史记》和陆贾的《新语》都没有载录《南风歌》的歌辞。《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郑玄注：“南风，长养之风也，以言父母之长养己。其辞未闻也。”今传《南风歌》歌辞最早见于《孔子家语》，其内容不过说风调雨顺，其中并没有“父母长养己”的内容。司马迁和陆贾也都说舜歌《南风》而天下治，其中也没有关涉父母的内容。《南风歌》的内容应该与治理天下有关，通过陆贾的《新语》我们甚至可以知道，《南风歌》所要表达的内容和主旨很可能是“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
对于《凯风》中的“凯风”，《毛传》：“南风谓之凱风，乐夏之长养者。”为《毛诗》作笺的郑玄接受了《毛传》的说法，并进一步发挥说：“以凯风喻宽仁之母。”郑玄自己说没见过《南风歌》的歌辞，“其辞未闻也”。既然如此，郑玄有什么理由和根据说《南风歌》言“父母长养己”呢？“凯风”为“南风”，南风有生育之气，有长养植物的基本属性。在这一点上，凯风与父母抚育子女有相通之处。南风谓之凯风，从标题上来看，《凯风》与《南风歌》并无二致。《毛传》说《凯风》为孝子之诗，从“母氏劬劳”“母氏劳苦”等句子来看，的确表达了对母氏养育之恩的感激之情。然而从内容上说，《凯风》与今传《南风歌》歌辞却有着天壤之别。即便今传《南风歌》不是古辞，从陆贾、司马迁的记载来看，《南风歌》的古辞也与《凯风》在内容上没有相同之处。郑玄说舜歌《南风》，“以言父母之长养己”，显然是将对《凯风》的理解移植到了对《礼记》舜“歌《南风》”的注释中去了。
在儒家的话语系统中，舜被塑造成了孝子的榜样。舜孝亲的故事渊源有自，据《尚书·尧典》记载，舜“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儒家在《尚书》记载的基础上，对舜的孝亲事迹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孟子·万章上》说舜之父瞽瞍，舜之弟象，日以杀舜为事，瞽瞍使舜完廪却捐阶、焚廪，使舜浚井从而掩之，乃至于象欲分舜之牛羊、仓廪与父母，自己霸占舜之干戈、琴、弤和二嫂。更为戏剧性的是，象往舜宫，却见舜在床弹琴，象忸怩作态，曰：“郁陶思君尔！”舜为了维持兄弟情谊，竟然假装不知。即便这样，舜对父母却“大孝终身”。为了突出舜的大孝形象，《孟子·尽心上》甚至假设瞽瞍杀人，舜会选择毫不犹豫地放弃天下，“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忻然，乐而忘天下”。
子为父隐是孔子很重要的一个观点，《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的这个思想后来被思孟学派所继承。学者多认为郭店楚简《五行》属于思孟学派的作品，其中说：“匿，仁之方也。”匿就是隐的意思，宽恕、包容、隐匿长辈的过错，这是人子“仁”心的发挥。《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说：“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曾子大孝》更说：“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惧而无怨；父母有过，谏而不逆。”父母的做法如果对就听从，不对要劝谏，劝谏不听则要隐忍，将父母的过错归咎于自己，这是血缘亲情的自然流露。不耻其亲，自任其过，讲的都是孝子面对不是之父母所应采取的态度。在子为父隐这件事上，儒家认为舜为后人做出了榜样。
《曾子立孝》谈如何对待有过错的父母，引用了《凯风》中的句子，将《凯风》纳入了亲亲之义。儒家说《凯风》为孝子之诗，其目的与塑造舜为孝子一样。如果说舜的事迹构成了“子为父隐”的历史依据，那么《凯风》则构成了“子为母隐”的现实依据。虽然《凯风》中的孝子与舜的身份不同，但它们承载的阐释功能却是一样的。经过孟子和四家诗的反复阐说，《凯风》为孝子之诗俨然成为定论，《凯风》中的母氏也和舜的父母一样，成为引以为戒的反面典型。
以舜孝亲阐释《凯风》是一个模式，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当郑玄注《礼记》遇到“舜歌《南风》”的时候，南风谓之凯风，南风有长养之义，《凯风》为孝子之诗，这些知识在以舜孝亲阐释《凯风》的模式下立即被激活了，虽然他没见过《南风歌》的歌辞，却将对《凯风》的阐释一字不差地移植过来，想当然地对《南风歌》的内容进行了解释。在儒家完善舜之孝子形象的过程中，舜歌《南风》的故事已经在广泛流传。见“南风”而思舜，而思父母之恩，经学家阐释《凯风》一诗时，不知不觉就陷入舜的历史叙事当中去了，所以我们在《凯风》的“孝子”身上似乎看到了舜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