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锡德尼、雪莱、克罗齐们“为诗一辩”的同时，贡布罗维奇批评诗的“甜蜜性”，而昆德拉也指责诗的“刻奇”。诗固然是本真的文字、溢出的文字、提纯的文字，但诗也是代言的文字、凝缩的文字、包容的文字；诗固然是为崇高和严肃而写，却也为鄙俗和反讽而写——让我们承认，在马拉美之前，确实是维庸装饰了巴黎。
似乎永远有两种彼此依存且对立的诗存在，它们在某种隐秘主体性的作用下共同维护着诗人作为诗人的确定性和可能性。于是，当扎加耶夫斯基主张捍卫热情的时候，他警惕狂喜；当他主张崇高的时候，他也警惕绝对。其中闪烁的与其说是美学问题，毋宁说是伦理问题——人类需要诚实和透明，也需要善良和正义。这并非强调一种庸俗的调和论，而是主张在对诗作出评判分类之前优先对人类的生命状况予以确认。
作为扎加耶夫斯基的先行者，辛波斯卡坦言自己“不确定重要的事比不重要的事更重要”，而米沃什要求诗人“站在人这边”。很难非此即彼地判别谁更审慎，谁更果敢。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赫塔·米勒却说，诗歌不在语言里，而在世界之中。然而，在言说如其所是地绽放的意义上，海德格尔未尝不是赫塔·米勒，而赫塔·米勒又何尝不是海德格尔呢？扎加耶夫斯基深谙其昧，于他而言，耶路撒冷即是雅典，启示的柏拉图正是明智的亚里士多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