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兜
我奶奶现在在干吗呢？
不猜我都知道，不是在她的床沿上坐着，就是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拿着小板凳，在院子里转啊转，偶尔转到前屋，隔着门缝看看外面。如果碰巧母亲没把门锁上，她能挪到大门外坐上小半晌。
不能太久，久了她会打瞌睡。因为坐在板凳上打瞌睡，她从小板凳上摔倒3次了，两次骨折，一次手腕疼，现在她还偶尔嚷疼，可是父亲似乎已经没耐心再带她去医院拍片了。
5年前她做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手術，那年她90岁？我不确定，因为我父亲都不确定奶奶今年确切的年纪是九十几岁。反正所有人都知道我奶奶高寿，快一百岁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也这么跟我妈说，我妈总是不屑地撇嘴。
姑且算奶奶那年90岁吧，她的白内障已经让两只眼睛都看不清了，全家人都觉得没有必要做手术，年纪大，风险也大。只有我坚持要给她做。做了，效果出奇的好。她看得比我远，比我看得清楚，可是她的世界摆脱不了混沌……
我奶奶的冬天在她的小床上度过，床中央有个凹处，几乎是她身体的一半大小，是她睡出来的，否则，她的腰不会弯曲成像字母C。她肯定不想这样，可是从第一次骨折开始，她就再没敢松开拐杖和小板凳，直到她习惯性地以为自己直不起腰来。
早上她不吃饭，如果不大小便，她可以一天不起床。起来干吗呢？大家各忙各的，儿子辈要种地，孙子辈在挣钱，重孙子辈几乎不认识她。她在床上躺着，想什么，没人知道，也没人想去了解。
她不知道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化，加速变化。她知道如今种地不再拉牛，赶驴，耕地了吗？她知道麦子熟了，不用再一个礼拜披星戴月在田里吃饭抢收吗？她知道现在不种地，光做生意也能生活而且会生活得更好吗？她知道现在工作不再是写字记账而是用电脑吗？
她不知道，也没人告诉她。她还穿着一二十年前的褂子，配着孙女在街上买的老年裤，她还穿着对口鞋，独此一家。
没有人再花半天时间陪她回忆了，也没人跟她吵架拌嘴，比她年纪大的或小的相继都去世了。她也渐渐不参加丧礼了，当小辈有人提醒她谁谁去世了，她“噢”的一声，张开六十岁起就没了牙的嘴，点点头，咧嘴，想哭，可终究没哭，颤抖着下巴，茫然地歪过脑袋，像是要打盹。
没人再仔细问她想吃什么爱吃什么。我妈每天给她端两顿饭，每周给她洗一次衣服，会在我们面前叨叨一个假期。一个六十多岁的儿媳妇，一个九十多岁的婆婆，她们不再吵架。尽管她们曾经针尖对麦芒了几十年，偶尔回忆起她们指桑骂槐、兴师动众的岁月，我都会很恍惚。那会儿每次吵架她们可都是要分出输赢，否则之后几天别想消停。可是如今，她们谁赢了呢？她们的尖牙利嘴呢？她们的怒发冲冠呢？她们的后代都大了，甚至也老了。她们都输给了时间，输给了衰老。
每年我都会找机会回几次老家，哪怕只有端午节的三天假期，哪怕只有无聊的春节。我做不了什么，好吃的她不一定爱吃，就为看她。
坐在一个90多岁的奶奶面前，我只会微笑。说什么呢？听她说吧。
她平时都是自言自语，10年前母亲就不再让她接电话了。我回家了，她终于有了听众，会有些激动，她没有逻辑、没有先后、来来去去地说着，有时还眼含泪光。她说的无非两个问题：一是我妈对她不好，她没牙，可是土豆丝切得像小手指那么粗；她想吃肥肉，可是我妈怕给她洗衣服而不肯做——因为她一吃肥肉，大便就会糊在衣裤上。二是她老了，要走了，赶紧给她准备后事，不能火葬，千万不能火葬，她宁愿被埋得很深，也不愿意死了还被烧成灰。死了烧成灰我知道，那是我们老家咒人的话。有的人家真的依了老人，不办丧事，不通知远亲近邻，趁夜里哭几声，直接就埋了。
我奶奶不知道火葬已经实行了十几年，即使土葬几个月，被发现后一样要连棺材都扒出来去殡仪馆。她只知道在她的记忆中，十年如一日，冬天在床上冬眠，夏天在院子里看天。
她每天在想什么呢？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她真的老了，老成了“老奶奶”。当我坐到她对面时，我经常努力听，也不知道她要表达什么。终于有一天，我看她拿着剪刀比着自己的脚趾，才知道那次她是想让我给她剪长到疼痛难忍的脚指甲。那个因为裹小脚没有完全成功的大脚趾，指甲向上长，越长越尖，越长越硬，硬得她根本剪不动。
可是我浑身发软，我下不去手。姐姐说每次都要用热水泡半天才能剪得动。于是我终于有借口躲掉了这个任务。实际上，我知道我是不耐烦了。我急切盼望着第二天尽快到来，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要回北京了，回到那个待一阵子就想逃离的地方。
面对这一切，我手足无措。我奶奶带大了我们姐弟4个，我奶奶到70岁还做得一手我认为最好吃的饭菜，我奶奶有很多关于爷爷的秘密，我奶奶地主家出身的神秘气息包含着很多故事，我奶奶和我妈的关系就是一部农村婆媳史，我奶奶90多岁不能让自己的屋子依旧保持干净，却让床沿和吃饭的椅子保持干净，可是看着她我说不出一句除了问候以外的话。
我只能和父母、姐姐一样，无奈地看着她，看着她一点一点骨瘦如柴，一点一点比去年更加苍老，一点一点无话可说，眼泪也流不出来。
（毛豆豆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2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