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期，四人帮刚刚被打倒，左的思想还非常严重，很多好的电影还没有解放出来，文艺演出就更少了，在偌大的县城里，只有一间影剧院，人们的文娱生活非常贫乏。
有一次，一个著名的省级歌舞团在县城影剧院里演出，我非常喜爱文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票很难买到，只能通过走后门才能买到票。恰好我当班主任的那个班里有一个学生叫郑某某，她的母亲在影剧院里工作，于是，我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我把她找来，叫她母亲帮我买两张戏票。
第二天，戏票送来了，晚上，我高高兴兴地带爱人到影剧院看演出。可是，一到影剧院，我按照戏票的号码找到位置，一股怒气从心中升起：位置既偏又远，前面还有一根大柱挡住视线，根本看不到舞台。我想，你看不起老师也不能这个样子。当晚，我是耐着性子听完了这场演出。
第二天上课时，我在学生郑某某面前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一个月后，又有一个歌舞团在县城里演出，这一次，我可要考验考验她的母亲了。我又把她找来，吩咐她叫母亲帮我买两张戏票，其他什么话我都没有讲。票送来了，还是那个样子，位置既偏又远，根本看不成什么演出，我发火了。
一个礼拜后，我在班里宣布，学生的座位重新调整【调整学生座位是正常现象，一般半个学期一次，目的是为了保护学生的视力，班主任仅有的权力】，我把郑某某的座位调到最后最偏的一个位置。这下子她可惨了：一个班七十多名学生，教室又小，坐在那个位置连黑板都看不清，你还读什么书？
没多久，县城里又来了一个演出团，这一次，我不再叫她母亲帮我买票，我要坐观其变。第二天，她高高兴兴地找我：“班主任，我母亲请你看戏，给，两张票。”
晚上，我大摇大摆地走进影剧院，高高兴兴地坐在第一排最正中的位置上。
过了一个礼拜，我又重新调整学生座位，郑某某同学被调到最佳的位置上，享受班里成绩最好学生的待遇。
在后来的日子里，凡是县城里有好的演出，郑某某同学的母亲都会给我送来戏票。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象郑某某同学的母亲那样，看不起老师。我在文中当了三年的班主任，有不少家长对我非常尊重，非常信任，热情地支持我的工作。许多乡下的家长，有时也来学校找班主任，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他们来时也带了土产品，如花生、菠萝之类，“进贡”给班主任。我也收到不少“礼物”。这些家长的目的很清楚，无非是要我们对他的孩子多加关照，“重点培养”。我在来访的家长面前，绝少说孩子的“坏处”，总是说“孩子的表现还不错”，“他很听话”，“有培养前途”等等之类的好话。有些家长很爱面子，你在他面前说孩子的“坏话”，本是好意，他们反而不高兴。学生在学校的缺点错误，由我来教育，我绝不会推给家长，这是我当班主任的工作方法之一。
大部分学生都能接受老师对他的批评和帮助，少部分接受不了，因为他们特别爱面子，批评的方式不适当，就会起反作用，我特别注意不要在家长面前揭孩子的“短处”。
要想当好班主任，既要树立威信，严明纪律，还要把握批评的尺度，少用处罚，以情动人。教师要用父母心来对待每一个学生，应该象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给予他们无尽的关爱甚至比亲生儿女还要更加注重方式方法，如果自己儿女不听话，作为家长可以随意打一下，如果是学生，教师就没有这个权力。教育学生要以“情”为中心，去感化他们。而不能一味地处罚甚至体罚他们，那样不但没有效果，有时反而适得其反。
几十年后，一位学生告诉 了我一件事，使我感到震惊。他姓潘，其父在文昌师范当教导主任，对子女的管教很严。有一天，潘同学的班主任为了一件事，招来了潘的父亲。原来是潘同学在午睡时间偷摘了几个椰子，被校警发现了，带来班主任处理。这事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也当过潘同学的班主任】，我是绝不会告诉给他父亲的，因为我知道潘同学很爱面子。潘教导来到后，这个班主任竟当着学生的面把偷椰子的事情告诉了他。潘教导大发雷霆，当场掴了他孩子几巴掌，由于下手太重，潘同学差点儿摔倒在地上。潘同学后来对我说：“我记恨他一辈子！”本来，教师批评学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对着家长挖学生的“老底”，也不可非议，但是，处理的的方式或方法不适当，双方都会遗憾终生。
班主任的工作应该是充满人性的工作，它的宗旨是尊重人，关怀人。有时候，我们常常以爱解释我们的粗鲁和武断。我们也常常不分析我们的教育的对象，而用我们自己的目光来看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取的。罗曼、罗兰说：“人的进步是曲折向上的。”我们应该允许学生犯错，这也是班主任必须拥有的度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