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教师这个职业——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教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苑”。从教几十年来，我并不觉得教师有多么“伟大”，多么“高尚”。我只觉得，跟各个行业一样，教师也是一种职业。作为一名教师，我们要敬岗爱业，要对得起学生，对得起社会，起码不要“误人子弟”，“污辱斯文”。
在新时期，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要求更高，学生不再是死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我们教师也不应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要顺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做一个学者型的合格教育者。
文中在文革前有大批优秀的教师，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大陆，主要原因是57年部分教师受反右影响，被发配边疆海南，他们学历高，思想素质好，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成为文中教师队伍的主力军，对文中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文中受到巨大的冲击，相当部分教师受到批判，其中有11位教师被打成黒帮，受尽凌辱折磨。在文革派斗中，竟有两位教师死于非命。革委会成立后，不少教师或被打发到五七干校，或被发配到下面学校，精英教师三成走了二成。在文革十年中，文中教育的发展举步不前，辉煌不再。
1972年9月，邹福如调入文中任28任校长。那时正值文革中期，大动乱已经过去，武斗虽然停止了，但派性仍然存在。侨中停办，大部分师生并入文中，教师、学生还在贴大字报，搞大辩论。工宣队进驻学校，只有小学程度的工宣队长抓阶级斗争有一套，但治乱水平一点都没有。校园里伤痕累累，满目沧痍。学生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无心读书，学校被要求抓开门办学，搞校办农场。但邹校长坚持超过一半时间上课，几年来文中从来没有受过上级的表扬。
邹校长重拳治乱，消除派性，经过四年的努力，文中逐渐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1977年8月，邹校长到海口参加海南教育工作会议，得知国家要恢复高考的消息，非常高兴，回来后立即召集教师会议，布署高考工作。
10月21日，国家正式公布了高考的消息，让邹校长吃了定心丸：“中断十年，高考正式恢复，这就是一束闪亮的光照进来。”教育的春天到来了。
从1966年到1977年，共有12届学生参加高考，考生多，素质参差不齐，教材不足，邹校长带领老师想办法，安排文革前抓高考的教师对学生进行突击辅导，桌椅不够，就用木板拼成临时桌椅。
1977年恢复高考，文中有200多人考上了大中专学校，1人考上北大。邹校长为文中拾了第一桶“金”，文中开始腾飞。
我是在文中刚刚起飞的时候来文中工作的，邹校长的“治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邹福如当过琼文中学、文中、海中三所学校的校长，他每到一个新学校，都会先提前摸清情况，找出原因，对症下药。他始终把关爱教工放在第一位，在抓好思想、教学工作的同时，想尽办法改善教工的工作、生活条件，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在文中，他四年治乱，八年抓高考，成绩显著。他给洗得霖、符敦克等老师平反，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五位教师开追悼会。他安排教师家属就业，为大陆教师解决调离文中的困难——
改革开放后，文中的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教师队伍青黄不接，严重制约了文中教育事业的发展。邹校长亲自到教育局做工作，把在文革中被打发到各校中的教师尖子都“挖”了出来，落实政策，全部调回文中，这些人都成了文中教师队伍中的骨干。
邹校长治校很有自己的一套经验，对年轻教师的管理很严。我初到文中，比较任性，有自由散漫思想，每次都受到他的严厉批评和帮助。有一次晚修我和体校老师在体育馆里打排球，当时电力不足，教室里半明不暗，影响了学生的自习，邹校长亲自来体育馆下闸。他走后我们照打不休，邹校长又来下闸，并警告我们不要再打了，当场我很不服气，差点儿跟他吵了起来。过后邹校长平心和气地跟我谈话，指出我的缺点错误，我做了自我批评。
八十年代初，文中的学生多了，教工也多了，住房非常紧张。邹校长跟普通教师一样，全家人住在校长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面。邹校长平易近人，跟老师的关系很融洽，有一次我竟跟他开了个玩笑：
“邹校长，你的卧室里有鬼！十多年前我们曾把两个死人抬到你的房子里面，他俩在地板上躺了一天一夜！”
“不会吧！好多年来我在这里住得好好的，怎么会有鬼呢？”他不相信。
“不信你问其他老师！这是真的。”我进一步说。
几天后，邹校长搬到另一个房间。
我说的是实话。十多年前，文昌县发生了一场荒唐的“紫贝岭保卫战”，井系旗派在攻打椰子厂的战斗中死了两个民兵，我们把他们拉回文中，先放在校长办公室里，后来觉得不安全，就把他俩搬到隔壁的房子里面，第二天才把他们埋掉了。邹校长正好住在这间房子里。
后来邹校长对我说：“你说的是真话，谢谢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