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有一次我从旧金山到北京，搭乘的是“全日空”飞机，因为当时“全日空”机票折扣最大。弊端是要在日本成田机场停留四小时。坐上从日本飞往北京的飞机，是晚上六点多。我注意到邻座是个中国小伙子，二十四五岁，有着大洋岛人的深色皮肤，非常瘦也非常结实。他的模样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误认为他是满机舱中国旅游团体中的一分子。
坐下十多分钟后，他从口袋拿出一叠破烂机票，它们被订书钉钉在一块儿。
他问我从北京到长沙的飞机应该怎样换乘。
我反问他，这么多机票都是谁的？
他说，都是他一个人的。
我问，为什么有好几张机票呢？
他说，因为从他打渔那个岛飞到日本，就得转换好几次飞机。
我仔细看了一番这些被揉搓得接近稀烂的机票，大概看出他曲折的航程：第一站是索莫娃，第二站是夏威夷，第三站是冲绳岛，第四站是名古屋，第五站是成田。
我奇怪了，一趟空中之旅为什么会被切成一小节一小节的。
他笑笑说：“因为这是最最便宜的机票嘛。老板不知道怎么凑的，有两张都不是他花钱买的。”
他的笑容触动了我，这是一个乡下孩子的笑。一个吃惯了一种苦头，而把吃另一种全新的苦头看成见世面的乡下孩子。他笑起来眼睛几乎全闭上，嘴巴咧得很大，可以想象，他再苦都不会失去笑容，不会不淘气。
我叫他别担心，到了北京我会把路指给他看，肯定比在语言不通的前五个机场转机要容易得多。
几分钟聊下来，我才了解到有这么一小群同胞，被国外国内里应外合地输出到太平洋一些荒僻凉偏的岛屿上做渔民。
我问他能不能告诉我，每月挣多少钱。
他并不知道在西方是不允许打听他人收入的，所以爽快地告诉我，每月两百美元，但要自己付饭钱。他还告诉我，这些渔猎公司是台湾人的，台湾老板花很少的工资把他们成批输出。但他们开的薪水再少也有九百美元，经过中间一层层劳力出口机构的抽成，到每个劳工手里只有两百美元。
我问他劳动强度是不是很大。
他只是平淡地告诉我，出海一漂就漂很多天。打渔是不分昼夜的，什么时候都不能睡死，一说起网就要起网。好天气倒没什么，来了暴风雨就不能吃、不能睡了。有一次夜里风雨大作，风浪几乎把船打翻，等风浪停息，天亮了，数一数船上的人，发现少了两个。
“哪里去了？”我很蠢地问道。
“被浪冲到海里去了。”他还是平平淡淡，只稍微低了低声调。
葬身大洋的两个人是他的乡亲，是和他一块儿被招募、一块儿在表格上签了名、立了3年契约的同伴。他最不能释怀的是，在船就要倾翻时，他听到了那个中年同伴的叫声。当时四面都是振聋发聩的风声浪声，他怀疑自己听错了，因此没去救他。后来他一再回想，觉得那是幺叔的呼救——他管那个比他大10多岁、处处做他长辈的人叫幺叔。
就是那样的3年。
我根据他的讲述设想了一个天涯海角的中国渔村，照样听中国音乐，看中国影碟，村子上方，飘着中国炊烟，仅仅那一点，已足够他们苦极生乐。
我问他，至于打渔之外的日子，怎么过呢？
他豪气地一笑，说他偶尔也会挥霍一下。
我又问，怎样挥霍？
他答道，到小馆子里，喝啤酒。
这就是他的挥霍。
我接着问，小馆子是中国人开的？
他说，当然啊！有中国馆子、中国食品店。
我听了他的故事，觉得同胞压榨同胞是这故事中最黑暗的一部分。冒着生命危险，背井离乡地出海打渔，九百美元已经少得可怜，还要被层层盘剥？那部分忍心对同胞下手的人，以宣扬同胞的劳力不值钱、时间不值钱、生命不值钱为自豪，动不动还会慷慨地说：“中国有的是人！”
飞机降落前，我问他，这一点儿性命换来的钱，是不是能在他回乡的新生活中派上用场。
他几乎自得地回答我，这笔钱够买一台小型农机了。以后他只需要出租农机，就可以勉强为生，不需要像其他村邻那样四季在田里出苦力。
我说，农机旧了或坏了呢？
他说，那可以再想办法出国打渔。
我又问，难道不怕被海浪卷走吗？
他坚定地说，不怕！
北京机场里，我送他到转机处，就和他道别了。算了算，他从那个小岛乘船到索莫娃，一直到北京，共有四五天在路上，没有睡过觉，但他精神好极了。苦海中三年，终于登岸的那种幸运感亮在他眼中。
我的同胞，只需那么一点儿，就能让他高兴，让他感到他比别人幸运。作为生还者，他似乎负载了那个未生还的幺叔的幸运。然而，我世世代代的同胞们，就连让他们感到幸运的那一点点，都常常得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