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父亲去世，依照当时的风俗，母亲的赡养问题由儿子承担。家里哥们四个，老三在南方已经成家立业，老四在念中学。开始的时候，大哥和二哥商量一家一个月，轮到谁家，老人就上谁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等轮到大哥家，大嫂把婆婆用手推车堆到张秀清家，当时母亲已经脑血栓后遗症，半边身体不能活动，但语言功能正常。张秀清没有表示任何不满。
母亲在我家住了没几天，大嫂气势汹汹地到车间找我妈妈：“老太太上你家，我给带了两斤大米，给我一块六毛钱！”张秀清看到嫂子这个架势，要打架，“我身上没带钱。”
工友看见了，问：“这是谁啊？”
“俺大嫂，来跟我要一块六毛钱。”
张秀清越想越生气，几个儿子的家里条件都比闺女强，为什么把老太太送我家？如果大哥态度好，出点钱，老太太住些日子也行，但一块六毛钱还斤斤计较？
母亲被送走的那一天，她依依不舍地说：“老三啊，我愿意跟着你，你二哥他们家，我住了一个月都不包一顿饺子给我吃，天天靠苞米面饼子。你家这么困难，还给我买蛋糕，馒头吃……”
那时候大嫂嫌弃老人，千方百计地逃避责任，把老人当成包袱，往小姑家甩，她的做法令人不齿。但是做人要厚道，厚德载物。
话说四弟弟张文政读完了高中的课程，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学校都关了门，街上到处是游行队伍，那时候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张文政被市里煤气公司录用，端上了铁饭碗。
1968年，张文政不知什么原因不再去上班了，回到了家里。哥哥嫂嫂都不理解他，整天和他争吵。说他是啃老族，拽着他的胳膊往外拖。最后达成意向，哥三个轮流照顾老人，由于弟弟家是农户，轮到他的时候，两家都给生活费。
这天下班，张秀清回家看她娘，母亲说：“老三啊，老四不听说、不听劝的，那么好个工作都不要了？回家守着我。”
张秀清问：“我弟去哪了，怎么不在家里呢？”
这时候，弟媳妇孙春兰从外边走了进来，对婆婆说：“文政今天去挑粪的时候，掉进坑里了，弄得浑身臭哄哄的，我骂了几句，他生气了，就出去了。”
母亲说：“春兰，把他找回来吧，被再惹什么乱子。”
春兰说：“今天，我就看在三姐的面上，出去找一找。”，说完，她扭头出去了。
张秀清说：“娘，以前咱家在东头第一家，有两间屋子，多好啊，换到这里，只有这样一个大炕，多不方便啊。”
母亲说：“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你还记得，不就是因为你全家住在那里，那时候你家三个女儿，可是你大哥和大姐偏偏把房子跟别人换了，他们不想让我和女儿、外孙女在一起，嫌闹得慌。”
张秀清说：“弟弟一家住炕头，怎么让你住炕梢？”
母亲说：“娘年纪大了，是个累赘，活一天算一天吧。”
张秀清说：“娘，你腿脚不方便，弟媳妇他们咋不给你收拾收拾，干净干净吗？”。
母亲说：“你弟媳妇不找我麻烦就不错啦，我有事儿只跟儿子说。”
娘俩说着说着，孙春兰扯着丈夫的耳朵走了家里：“瞧瞧你着没出息的兄弟，今天干什么去了？”文政看见三姐尴尬地打了一声招呼，就去院子里换衣服去了。
弟媳妇还在埋汰丈夫，张秀清打断了她的话，“我去帮弟弟整一整。”
孙春兰连忙说：“三姐不能劳烦你。你在这里陪娘唠嗑，我去。”说着，她提起一个暖壶出去了。
当天傍晚，张秀清给妈妈洗洗头，洗洗脚就离开了。
年过七旬的母亲自从生病以后，整天疑神疑鬼，说有人在暖壶里下毒要药死她。话传到大儿子的耳朵里，他怒气冲冲地跑到老弟家里，当着众人的面把暖壶摔在地上。孙春兰看到这一幕，心里开了花，她借此机会拿着一个小扫帚在炕沿上使劲地敲定，嘴上还骂骂咧咧地。
春节过后，母亲拄着小拐杖，在院子里晒晒太阳，街坊四邻看到了，都和她打招呼，老人精神不错，满面红光，脑梗的后遗症已经缓解了许多。可是就在当天下午，却传来了老人去世的消息。张文政慌慌张张地跑到哥哥那里报丧，大哥很生气，他抽了弟弟一个耳光，“为什么不早一点把寿衣穿好，赶快到大姐那里取寿衣，一会就僵硬啦！”弟弟狼狈不堪地离开了大哥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