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民办教师后，并不沉沦于平时的琐碎小事，我非常关心当时的国内外大事，了解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时刻跟上形势，不使自己再落伍。当时每个分校都有一份【人民日报】，报纸一送下来，我都先睹为快。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各条阵线开始有了转机。眼睁睁望着中国权力最高宝座的江青一伙，把此全部看作是与他们的权力之争，他们借批林批孔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周恩来总理。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为了篡党夺权，江青一伙一方面网罗心腹亲信，向权力最高宝座攀登，另一方面把他们认为有“造反”精神的冒尖人物，大力支持，加以培植，以作为攻打对方的炮弹。
对教育战线冲击最大的是宣传“白卷英雄”张铁生，他由“白卷英雄”变成了“反潮流英雄”，曾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学习”榜样。当张铁生的“事迹”传达下来的时候，教师们都议论纷纷：“交白卷都能上大学，还办学校干什么？还要教师干什么？”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大家都不敢往深里直说。
张铁生是辽宁省的一位知青，担任过生产队的队长，1970年恢复大学招生后，便一心一意想读大学。1973年，他通过公社的文化考查，被推荐参加兴城考区的文化考试。他的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1分，化学6分，物理交了白卷。他不能说是交了白卷，但这样的成绩是根本不能考上大学的。
不过张铁生在考试中留了一手：他在答卷时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封信抄在试卷背面：------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7月10日，在辽宁省大学招生文化考查座谈会上，锦州市招生办负责人在汇报兴城县考试情况时，谈到一个生产队长答不上卷子给领导写信一事。在场的毛远新【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如获至宝。他可找到了一块打人的“石头”了。他得到信，马上在【辽宁日报】上加编者按发表。
张铁生在信中所谈的问题，正是毛远新所需要的东西。张铁生在文化考核中虽然交了“白卷”，但他在“白卷”背面写的一封信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提出的“意见”，却“颇有见解，发人深省------”，为之涂上了一层“反潮流”的色彩。7月19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连同编者按在【辽宁日报】上发表，接着，【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都全文转载。张春桥等人大加喝采。
一时间，【答卷】成了“反潮流”的“代表作”，张铁生被捧为所谓的“反潮流英雄”。张铁生经过江青一伙的吹捧之后，果然成了江青一伙手中“有棱有角”的打人的“石头”，他也理所当然，名成言顺地上了“大学”。
张铁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成了知识青年学习的“榜样”，在媒体上大吹大擂，却在教育阵线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读书无用论”在漫延，“知识越多越反动”侵触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灵魂，对此，广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学校教师愤愤不平。对于张铁生被推荐上大学这件事，我也感到难于理解。解放以来，我们建华山大队也有不少人考上了大学，其中大多数是从紫贝中学毕业出来的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是在文革十年中，建华山大队也有十多人被推荐上了大学，却没有一个是紫中的学生，难道这个县的重点中学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废品”吗？对此，我感到悲哀。
不但如此，还有更荒唐的一幕。张铁生自认为是教育革命的闯将，他咬牙切齿地痛恨“考试”。这种否定“考试”的情绪，在社会上传布开来，引发了一场考教授风。
1973年12月30日，北京市作了一次“尝试”。就在这一天，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科教组召开会议，决定对教授“突然袭击”。上午开完会，就组织人在清华大学出题，下午五时，就派二十辆小车带着试题到17所院校去考教授。他们对教授说是开座谈会，教授们来到时就说是考试。许多教授表示抗议，拒绝参加考试。参加考试的613名教授和副教授，及格的仅有53人，200人交了白卷，有两所学校全部是0分，闹成了一个大笑话。
江青一伙的目的相当明确，他们要在“考分”上大做文章，以此来否定大学入学考试和其他考试的必要性，进一步将“考试”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大加批判，这种批判也涉及到教育部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从此，把广大教师当做“臭老九”的臭名也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对教师的形象造成恶劣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