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祥
1981年，我进了一所乡镇中学，上班没几天，我就惊奇地发现，我们这个才十多人的语文组，竟然有四个“右派。”
当然，所谓“右派”是就往事而言的，他们此时早已平反，从田头回到了讲台。出于好奇，我一度想弄清楚当年他们成为“右派”的原因。可惜，四位不愿多讲，只说当时年少轻狂，犯了错误。犯错误？我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不是说很多是冤假错案吗，怎么都平反了还如此措辞？我觉得这些长辈们似乎有点言不由衷。古语云:“往事不堪回首”，而我却无缘无故地想去翻检别人的一段难堪经历，等于是把人家的伤口再次划拉一遍，是不是太残忍也太无聊了？后来听人说，其实当年他们也没有什么出格的言论，无非是好顶撞领导而已。这倒叫我们这些年轻人舒了一口气，觉得能与他们做同事，也是一种福分。
那时的人们都很认真，而曾经的“右派”尤其认真。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最美好的年华被人为耽误了，所以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也有人说，他们当年被赶到农村后，处于被监管状态，凡事不敢出任何差错，反而养成了精益求精的禀性。于是在私底下，我们就常把那些干事特认真的人，无论长幼，一律称作“右派”。我们这么说，可并不带恶意，相反，这词儿最初表达的恰恰是一种特殊的敬意。
“认真”的另一面似乎就不那么可爱了。这所谓的“另一面”，在方言中叫“结梗”，普通话中似乎找不到很合适的词。“迂腐”、“拘泥”、“较真”，都沾边，但又都不确切。举例来说吧，有时学校举行一些小型考试，这些长者便会极认真地把学生的课桌查了又查，看了又看，杜绝一切作弊的可能。开起会来则总是滔滔不绝，先说领导怎样英明，再说自己怎样按照领导的布置去完成，等等，要是领导不打断，可以一直说到鸡叫。这些长辈还颇有一点儿看不惯年轻人，总以为我们心高才薄，吊儿郎当，弄得我们心里挺不愉快。
终于有一天矛盾爆发了。有位仁兄，年纪长我两岁，老是找不到合适的女朋友，牢骚颇多，工作上也出现了一些瑕疵。年长者便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列举了几条罪状，第一条竟然是“思想反动”。这可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幸而学校领导还算明智，不过扣了仁兄点钱，又把他训了一顿而已。可是，从那以后，我们对这几位长者，基本上就是“不敬”而远之了。
现在想来，当初我们的态度也是不正确的。老实说，这几位长者是正派人，是那种不想害人更不想往上爬的正派人，当初说出“思想反动”四个字，不过是一种言语惯性。在漫长的挨整岁月里，他们小心翼翼做人，虔诚恭敬做事，仍不免受到意外伤害。奇怪的是，尽管他们内心里一百遍一千遍地诅咒过那个非人的时代，却又在无形之中“被接受”了一些特定的话语，并积淀下来，融入到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偶尔不经意地露出来，就成了一种“后时代”腔调。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人，在一个特定的话语体系里面浸泡久了，也会受到濡染，把那种权威话语变成草根话语，并用来观察、分析社会，得出令人哭笑不得的结论。譬如在我们周围，至今还有很多人反感民主，把它视做混乱的同义语。他们看到韩国等地方的议员们打架，就觉得荒诞、滑稽，大摇其头；更不用说评价街头斗争了。如此种种，不一定代表着愚昧或者封闭，不，那些不关心时政的人，可能连这些认识也没有。
我们并非权贵，也没有什么既得利益，我们仅仅是生活在特定的语境下，积淀了太多的词汇，慢慢形成了认同感，养成了表达依赖，以致于情愿让它们淹没掉我们内心深处的种种原本就不强烈的火焰。社会宣传家显然更懂这个道理，所以才会喋喋不休地重复谎言。而我们呢，也心甘情愿地由“被接受”转化为“被输出”，用来规范下一代，形成循环往复的局面。这，大约也算一种很特别的国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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