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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那年夏天的“娃娃头”

  • 作者: 读者·校园版
  • 来源: 归一文学
  • 发表于2023-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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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门媚

      8月,春熙路。我捏着娃娃头雪糕,雪糕已经开始融化了,化了的浓汁要滴下来。我小心吮掉,不能让它掉在我的白裙子上。

      这是我买的第二根娃娃头雪糕。

      1987年,当时正流行娃娃头雪糕。我们都喜欢那松软甜腻的奶油与巧克力混合的口味,更喜欢它独特的造型,就像一张可爱的娃娃脸。用现在的标准来看,那就是一张标准的“萌”脸。

      3毛钱一根的价格,对正读高二的我来说,相当不便宜。

      平时,我哪舍得连着吃两根娃娃头雪糕呢。学校食堂的炒肉片一份才3毛钱,小吃店的酸辣粉一碗才8分钱。

      但此时,等待的焦虑已经让我忽视了价格。

      这一年的暑假特别漫长。前半个假期,我在等一封回信,此刻,我在等一次见面。

      信寄出去了很久,但我没收到回信。

      最后一封来信,是在放暑假前收到的。他跟我说,他得了全省物理竞赛第一名,8月会到成都领奖,能在成都多待一天,我们到时终于可以见上一面。

      我马上回信给他,跟他约定,当天下午两点半,在春熙路的新华书店门口见面,我会穿一条白裙子,手里拿一本《读者文摘》。

      当时学校已经快要放假,但他家就住在学校里,信寄到学校他仍然收得到。我却没收到他的回信。7月,我每天都去收发室,等得心焦。

      终于到了8月初约定的日子。

      之前我为天气忐忑过,怕那天下雨或者降温,结果一切还好。我到得比约定的时间早,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先到书店里逛了逛,很快就回到门口,在台阶上徘徊。

      在那个通信极不方便的年代,我们与人相约都是这样,不见不散。

      我们没见过面,但我确定他能认出我来,因为我手里拿着一本《读者文摘》。我们是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经常会聊这本杂志上有意思的内容。

      我和他是笔友。

      20世纪80年代的笔友有点像现在的网友。很多中学生都有笔友,有些人的笔友来自杂志上的征友广告,我的这名笔友来自“连环信”——他发出的给几所学校同年级的学习委员的“连环信”。

      在最初的通信里,我们相互介绍,很惊喜地发现,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比如,喜欢一些小说和诗歌,喜欢计算机程序设计,也都喜欢《读者文摘》。

      认识一个人,抛出一些问题,问一问爱好,发现彼此相同,便觉得欣喜不已。在少年时,我们更是这样,特别希望找到可以引为同道的人。

      他的信写得很好,笔迹清秀潇洒,文采也不错。我觉得自己在这些方面并不比他差。

      他在重庆永川,信寄到成都要一周时间。一来一回,要半个月。很快,我们加了分量,改成每周都写一封信。我们在信中交流各种看法,相谈热烈,觉得越来越了解对方,觉得身边的同学都没有笔友能理解自己。

      他寄过两张小小的照片,是他自己在暗房里冲洗的,黑白的,一群学生的合影。他没说哪一个是他,但两张照片有差别,我大致能猜出那个站在岩石上的和站在球场中间的人是他。

      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应该寄出一张自己的照片。我也有很好的合影,站在一群同学中间,照得很好看。但在少女时期,我经常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好看”这一点而害羞。这种心理,后来还时常泛起。我没寄出照片,但我认为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通信的趣味与热情。

      1987年,春熙路的新华书店是我常去的地方,也差不多是我唯一熟悉的商业场所。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到了成都的人,首要的事情就是逛这里。所以,我把这次见面的地点定在这里,是非常合适的。就算我们不见面,他也会到这里来的。

      我在新华书店门口走来走去,拿着《读者文摘》,把杂志名字朝向外面。天热,手心里都是汗,杂志的封面都被我攥得皱了起来。

      我想起在《读者文摘》上看过的一个美国故事。也是笔友见面,双方约定见面时,女方在胸前插一朵玫瑰。小伙子在车站见到的是一位胸前插着玫瑰的老太太。他鼓足勇气,仍旧热情地去跟对方打招呼。老太太告诉他,是身后的那个美丽的姑娘给她的玫瑰,这是为了考验他,看他是否只爱年轻、美丽的女孩。他完美地经受住了考验。

      我在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认为,笔友见面,真是一件浪漫的事啊。

      下午五点半,我终于明白,我们不会见面了。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3小时。这个下午,我在新华书店的台阶上,吃掉了两根娃娃头雪糕,却没有等到笔友。

      那是没有电话的时代,一场约会未果,却没办法知道原因。

      高三开学的时候,我听燕子说,收发室里有我的一封信。我去取的时候,信已经不见了。我写信给笔友,然后算着时间去收发室等信。

      这一封来信总算收到了。原来,他并没有收到我在假期前写的回信。他的家长就是学校老师,觉得他已经进入高考备战时期,不该把时间浪费在通信上,所以,经常会去收发室取走他的信。

      我也进入了丢信的时期。

      我的信,经常在收发室里就莫名地消失了。

      我疑心是小敏或我的同桌干的。我問过同桌,他不承认。我没去问小敏。我已经很久不和他来往了,我不想就此破例。

      我和笔友的通信,变得有一搭没一搭的。我的回信对方没收到,对方只能算着时间另起头写信。渐渐地,这就不再像交流,而是对着空气说话。终于,我们放弃了。到了高三下学期,我们失去了联系。

      两三年以后,我偶然在火车上遇到那所中学的一名校工,问那名校工是否知道他。校工说:“当然知道。他很有名,考上清华大学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知道有关他的消息。

      我们曾经擦肩而过,只是没有认出对方。在一封信里,他说,高二那年暑假,他到成都领奖,第二天下午,他和老师、同学一起去了成都最大的新华书店——就是春熙路上的那家。

      (大浪淘沙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食光机》一书,大冰咂图)

      本文标题:17岁那年夏天的“娃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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