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1年初被分到文中后，以后的连续几年，一拨又一拨的师范院校的大学毕业生，也被分来文中，其中大部分是文中的老同学，为文中的教师队伍，增加了新的血液，文中教育事业后继有人，我们称之为“青年近卫军”。在此之前，由于邹校长的努力，以前在文中工作过的老师，象黎辉仁、张裕卓等老师，也先后调回文中，我们称之为“老近卫军”。如此一来，文中教师的实力，大为增强。
在“老近卫军”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黎辉仁老师。他是琼海县人，文革前在华师大毕业，后来分到文中当语文教师。
黎辉仁老师知识淵博，特别擅长古文教学，上课深受学生欢迎。他还能写一手好文章，散文、论说文特别拿手。他的黑板字也写得非常飘亮。他曾告诉我：“当语文老师要注意写黑板字，字写得好是语文教学成功的一半。”
也许是书读得太多的缘故，他在生活中不拘小节，有时显得太“古板”，经常闹出一些笑话来。
在文革初期，黎辉仁老师曾同我们一起骑自行车进行环岛串连。我记得有一次住进万宁接待站时，有一位同学跟他开了玩笑：“黎老师，人走很远的路，脚就会发生毛病，休息时要用热水烫脚，这样第二天才好上路。自行车也是这样，我们骑了那么远的路，轮胎也会发生问题，也得用热水烫烫才行。”
黎老师大悟：“你不讲我还不注意，是应该用热水烫烫轮胎才行。”说毕，他竟认真的到厨房打来一桶热水。同学们看到他真的打来一桶热水，不禁捧肚大笑。
在文革进入高潮时期，黎辉仁老师也卷入了派性斗争，成了文中井岗山兵团的一员。由于他的毛笔字写得好，头头们把他编入宣传组，专事抄写大字报。
有一天，我看见他全神贯注地抄写一张大字报，他一边写一边自叹：“现在这么乱，许多商店都关门了，连烟也买不到。”
抄完了大字报，他自个卷起了“喇叭烟”，并递给我一支：“小将，你也来一支，再这样搞下去，我连烟丝也抽不成了。”
革委会成立后，局势趁于稳定，学校也复课闹革命，黎辉仁老师由于站错了队，被贬到公社中学当老师。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教育系统拨乱反正，黎辉仁老师又被调进文昌中学，并且担任了语文教研组组长。
1981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文中当语文教师，成了黎辉仁老师的同事。由于曾经是同一派的缘故，黎老师对我格外关心，从备课到上课，他都细心的指导我，努力提高我的业务水平。他多次听我的课，并亲自修改我的教案，耐心的鼓励、开导和点拨我。可以说，我在教学上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他的亲切关怀和热情帮助。
在八十年代初期，国民经济刚刚恢复生机，物资供应非常紧张，许多商品都要走后门才能买到。黎老师的烟瘾很重，每天一两包烟是家常便饭，但香烟是紧销商品，市场上根本买不到。黎辉仁老师的交际面很窄，要他走后门办不到。黎老师有时断了烟，感到很难受，于是他叫我想办法，当时我村里有个弟弟在烟酒公司当个副经理，我便叫他每月给黎老师供应四条香烟，基本上解决了黎老师的抽烟问题。
我调往农场后，黎老师多次给我来信，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每封信的后面都写着：
你最亲密的战友黎辉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