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君
我们现代人常挂在嘴边的“名字”，在古代的意义可大不一样——名是名，字是字，虽说归在同一个主人门下，却是两种概念。
一个孩子刚出生，父母和其他长辈就开始绞尽脑汁地琢磨给孩子起名。
普通家长会起像“来福”“富贵”这样直白的名，祝福自己的孩子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吉星高照、大富大贵。
而文艺型家长的起名思路则隐晦多了。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他为两个儿子取名为苏轼、苏辙。
轼是古代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苏洵希望这个孩子长大后，凭轼而望，高瞻远瞩。
辙是车轮碾过的痕迹。苏洵希望他的二儿子长大后，能够驶出一条正确的人生轨迹。
一般而言，儿时取的名会伴随绝大多数古人的一生。不过，也有例外，若与帝王同名，须避讳改名。如汉初名士蒯通，本名蒯彻，后因避汉武帝刘彻讳而将名改为蒯通。
说完名，再说字。
有了名，古人为何还要取字呢？
在礼数比奥数还复杂的古代，名只能用来自称或供长辈称呼。同辈之间不能互相称名，否则会被认为没礼貌、没教养。
那么，孩子长大后，步入社会，平辈之间如何称呼呢？于是，字应运而生。
古人取字的时间很讲究。男子通常在二十岁时举行冠礼，结发加冠，表示成人，此时父母、长辈会为其取字；女子年满十五岁及笄，行笄礼时也要取字。
平辈之间，除相熟的朋友可以不拘礼法称名之外，一般要称字，称名道姓、直呼其名是不礼貌和不尊重对方的表现。
当然，字也不是想怎么取就怎么取。因为取名在前，取字在后，所以绝大多数古人的字都是由名延伸而来的。一般来说，字是名的解释和补遗，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比如北宋散文家曾巩，字子固，“巩”和“固”意义相同。
除了与名相关外，有时古人的字还是一张隐形的兄弟排行榜。其中，伯（或孟）表示老大，仲表示老二，叔表示老三，季表示老幺。最典型的当数三国时期东吴的孙氏四兄弟。
孙策排行老大，取字伯符；孙权排行老二，取字仲谋；孙翊排行老三，取字叔弼；孙匡排行最末，取字季佐。
对了，还有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其实，孟姜女并不姓孟，而是姓姜，因其是姜家长女，所以才被后人称为孟姜女。
有了字，日常生活中的称呼问题便迎刃而解。
但是，对于一小部分个性十足的古人来说，仅有名和字，还是不够用。他们还需要一个称号来标榜自己，这就是号。
号不像名和字那样受家族、礼仪以及行辈等众多条条框框的限制，更像是网络昵称或笔名一样可以自由地发挥。
取号的自由性诱惑实在太大。在古代，拥有号已成为一种流行风尚，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个人可以起许多号。
有些人以兴趣爱好取号，这样不仅能彰显自己的生活品位，还是一种方便快捷的交友方式。
例如宋代文坛掌门人欧阳修，自号“醉翁”。报上这个名号后，保证呼啦一下子围上来一帮酒友。
當然，像欧阳修这样的文化名人，不会只有一个号，他还有个号——六一居士。这个抽象的“六一”具体指什么呢？
所谓“六一”，是指藏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加上欧阳修本人一翁。此号一出，大文豪高雅精致的生活场景即刻展现在众人面前。
有些人以地名为号，此种类型的古人有一个共同点：拥有一片自己深爱的热土。
比如白居易，晚年在洛阳香山养老，于是给自己起号为“香山居士”。
再比如，贺知章的家乡在浙江一个叫“四明”的地方，于是他将自己对家乡的思念与生活中狂放不羁的态度高度总结，“四明狂客”这个号就诞生了。
还有大名鼎鼎的东坡居士——苏轼，“东坡”这个号来源于他贬至黄州后，在城东自己开垦的土地。
古人（多为皇帝、皇后以及诸侯大臣等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人物）死后，后人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就有了“谥号”。古人的谥号中，“文”“武”二字可谓褒扬逝者的美谥。
例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一生做人堂堂正正，死后谥号“文正”；清朝“浓墨宰相”刘墉，奉公守法，清正廉洁，死后谥号“文清”；还有铁齿铜牙纪晓岚，“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谥号“文达”。
谥号有褒扬的，自然就有贬斥的。奸臣秦桧死后谥号“缪丑”，绝对遗臭万年。
自在沙鸥摘自《小火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