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是何等的青春年少，几个小石子儿就能在手里摆弄老半天，脑子简单的呀，跟没脑子一样。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那几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标语满大街都是，群众游行天天能见到，游行队伍喊出的那些口号能让人瞬间癫狂。不信你听听：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打倒铁杆保皇派，打死活该，不死活埋！
这些杀气腾腾的人们，难道你不恐惧？
我那时候刚上小学，成天介跟着游行队伍后头瞎跑，小手一举一举的喊着闹革命。
后来，一个大哥哥点拨我说，造反不能光喊口号，要有实际行动才算数，谁的反都可以造，包括你家老子。
我突然茅塞顿开，是呀，平时老爹动不动就打我，看来需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于是乎，我找了张白纸，歪歪斜斜地，一笔一划地写上以下几个大字：
孙大勇：我要造你的反!
孙大勇是我老爹的名字，当天我就把那小字报贴在家门口了，然后多在家跟没事儿似的玩石子儿。
晌午时候，我见老爹慢悠悠从外边儿回来，背着手，我用余光瞭过去，看到了他身后手里攥着的那张纸。
老爹看了我一眼，嬉笑着打哈哈，说：娃子，去打点醋回来。
我立马起身，站直喽回应：我没钱呀，给我几分….
没等我说完，但见老爹一个箭步冲过来，飞起一脚给我踢出老远，嘴里骂着：你个混蛋，你不是要造反吗，没钱你还造反，滚滚滚出去！
哎，你看看，明知道打不过，还嘚瑟个球。
后来一件事，让我彻底放弃了革命的念头。
在学校，老师要求我们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爱集体，爱劳动，坚决和地富反坏右等坏人作斗争，什么是坏人呢，打个比方，偷东西的小偷就是坏人。
放学后我和几个小伙伴合计，要想参加社会实践，抓坏人，最快的办法就是抓偷庄稼的小偷了，时下正是秋收时节，机会难得。
第二天傍晚，我们就埋伏在生产队玉米地的草丛里等着坏人出现。
神了，那天我们还真抓了一个偷玉米的老头，几个孩子见到背筐的黑影过来，立马使拌儿把他放倒，然后用绳子捆起来，前呼后拥的就往大队部送。
半路上，我划了根火柴看了老头一眼，呀，是老李头，平时老跟我斗着玩儿，挺好的一老头，这是咋了？
事情没法子、也不敢隐瞒，大家只能把他交到大队部等候处理，其实我们都明白，挂牌子游街是少不了的，这是村里处理坏分子的惯例。
第二天，村里果然把老李头游街示众，头上挂着高帽子，上书“小偷”，身上背着一大筐玉米，作为见证人，我们也跟在游街队伍后边，街上有些人起哄，往老头身上扔小土坷垃什么的，当然，我没有吱声。
游街结束后，老李头蹲在街口把头埋下去，我小心地凑近他，猛然发现老头在悄悄抹眼泪儿。
他看着我，嘴唇在发抖，说：娃子，我得养老呀，家里没吃的，哎。
老李头的情况我是知道的，家里穷，孤寡一辈子，本来是我们学校访贫问苦的对象，出了这事儿，似可原谅。
那个下午我把老李头送回家，心情突然极度难过起来，有一种深度的自责折磨着我，一个人慢吞吞的往家走，脑袋一片空白。
家里很安静，我看到老爹一脸阴沉的站在院子里，我知道他是等着要打我。这顿暴揍我是躲不过去的，当老爹发疯似的冲过来打我耳刮子的时候，我没有反抗，我已经没脸再反抗。
以后的日子，我完全变了，我再也不会人云亦云，不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人也变得沉默寡言，当然，挨揍也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