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乡镇逢场天，也就是北方人说的赶集，大都是隔一天逢场和赶集。要嘛是每个月的单号，要嘛就是每个月的双号。
当然，不管是单号还是双号，没有人感到奇怪和纳闷为什么会这样的安排了。
因为，人们都非常的习惯和习以为常了。没有人感到和觉得这隔一天就赶场赶集，有什么奇怪和特别的地方。
去赶场或者是说赶集，村子里面的人有事的，有需要买卖东西的，利用逢场赶集天去，一可以办事买卖东西，二还可以看看热闹会会朋友亲戚，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然而，也就是这样是单号双号平常的逢场天的事情，在那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却是市场管理部门认为天大的事情。要做好这天大的事情，当然就是一件既大伤脑筋，又煞费苦心的事情了。
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那个岁月，自由市场被看着，被作为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符号，而存在和认识的。
记得是在我读小学三年级时，大概是一九六七年的下半年吧。有一天放学时，全校几百个学生都集中在我们方家小学的操场上。学校的李校长站在操场用土夯筑的台子上，拿着一个镔铁皮喇叭，对全校几百个学生说：“大家都注意，我传达一个重要通知：经县革命委员会筹备组研究决定，从下一个星期开始，将原来七天逢一次场，改成半个月逢一次场。以保证广大的贫下中农同志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同学们回去都要把这个重要通知告诉自己的家长，如果有人没有按照半个月逢场的规定，跑到自由市场上去买卖东西，革命造反派逮到，一律按投机倒把分子抓起来处理！”。
站在下面听了那李校长传达的重要通知我，完全不知道半个月逢一次场，与一个星期逢一次场有什么区别和不同的地方。
放学回方家中学的家后，我把校长说的话告诉了我姑姑，姑姑听了之后只是淡淡的笑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我们又不买卖什么东西，只是那些要买卖东西的人不方便了！”。
又过了半年时间后，李校长又向大家宣布，不知道是哪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将那逢场天又改为了一个月逢一次。
但是一个月逢一次场的规定，在我的印象中，记得仅仅是只执行了两三个月，又改回去一个星期逢一次场，也就是一个星期又可以去赶场赶集买卖东西了。
然而，当我长大一些后，又慢慢的知道了，规定一个星期去赶场赶集，于农村是不能够方便和满足农家人的，
因为赶场赶集并不是人人都去逛逛街，东看看西瞧瞧就可以称之为赶场赶集了。而是既要有人去赶场赶集的机会，还要有与那可以去市场上买卖的东西及物品。从而才能够形成市场，才能让人有去的赶场赶集的愿望。
可那个时候，农村里生产队的社员每天都要出工，没有任何的假期和节日可言。
一九七二的春节，那时在煎茶公社建设大队的舅舅家生活的我，清楚的记得到了腊月二十七那一天，我问我的小舅舅廖光海，生产队好久才放假过年。
因为生产队放假过年，就意味着可以不用每天两顿吃稀饭，而每一天吃都可以上那干饭，而且还有腊肉可以吃了。
我海娃舅舅笑着告诉我说：“昨天生产队长王鸡儿已经通知了，说今年放假过年时间安排是今年放到明年！”。
“今年放到明年？”，看到我一脸懵像的样子，我海娃舅舅又笑着补充说：“过年放一天半假，大年三十半天和正月初一一天”。
我听了之后，“哦”了一声，心非常失望的想，原来是只放一天半假，而且还是年三十下午才开始！早前我海娃舅舅说是我们过年，还要到中心公社香山另外一个舅舅家去（也就是现在的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办事处香山小区）。
我下乡当了知青后，才觉得和体验与认识到。其实，当时那个时候，虽然看上去生产队的每个人每一天都在干活，每一个社员每一天都在那田间地头做事。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用心用力去做的。
譬如，那收割了大春作物之后，在挖田翻土的时候，每个生产队的人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一字排开站在一个田或者是地里翻田挖地。只要生产队长不规定时间和不说出几时挖完那一块田和地，全生产队的人就可以站在那一块田地里磨蹭一天。大家一面挖着田挖着地，一面摆龙门阵，扯淡一些东家长西家短的闲事。
老年人常常说那样干活的就人，都是“一站一个凼，一杵一个桩”！
所以，看似天天都在干活，天天都在田间地头忙活着，其实有许多时候都是出工不出力，出工没有出力。
后来实行了“包产到户”，也就是农村体制改革后，田地里的事情都是事关自己家生计的事情。所有的起早贪黑，全部都是在为自己的生活努力。因此就决绝没有任何的“磨洋工”现象了。
因而，就有了后来的许多的人和许多的时间外出打工了。不要说过年过节可以想耍多少天就耍多少天，就是那以前没有实行“包产到户”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基本上都在田间地头干活，尤其是那春耕和秋收季节，最少也是一个月农忙时间的农活，在“包产到户”责任制实施后，也是三五天就结束了。
从那以后，理所当然地将剩下的时间安排不是外出务工，就是隔一天就可以去赶场赶集，到那街上转悠喝茶会友，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了！
赶场赶集，过年过节的假期，也印记着时代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