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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恬波被捕、牺牲时间考

  • 作者: 邓三君
  • 来源: 归一文学
  • 发表于2024-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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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恬波,广东惠阳人,是广东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位标志性的重要人物。有关她的被捕、牺牲时间,许多文章说法不一,没有准确的日子。高恬波究竟是在哪一天被捕?哪一天牺牲呢?这个问题有必要考证。

      “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当她在街上奔跑联络工作时,不幸为叛徒发现而遭逮捕”(杨绍练、元邦建:《南粤木棉火样红——记高恬波烈士》),此说高恬波是12月25日被捕。“1929年12月,面对敌人严刑拷打,铁骨铮铮、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高恬波自始至终从不屈服,在江西南昌英勇牺牲,时年31岁”(陈穗雄:《从三个角度看高恬波烈士的伟大革命生涯》),这里只说到月份,没有涉及到被捕、牺牲的具体日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恬波在南昌市区执行联络任务时,被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同月,在敌人的残酷折磨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三十一岁。(邹金城:《广东妇女运动的先驱——高恬波烈士传略》)”,这篇文章只说了被捕时间,却没有说到牺牲时间,只是含糊其辞说是“同月”,有意回避了牺牲的具体日期。重要的是很多文章中对高恬波的被捕和牺牲时间,并没有历史文献为依据,缺乏历史文献的支撑。

      其实,在众多的文章中,全面、系统、准确记录高恬波一生的文章莫过于署名“石恪”于1930年1月11日发表在《红旗》第六十九期的一篇纪念性文章《悼我们的女战士高恬波同志》。据党史专家、研究阮啸仙的著名学者陈其明发现,石恪就是与高恬波一起生活了四五年之久的革命伴侣阮啸仙(见《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悼念高恬波一文作者“石恪”查考及其他》),且被史学界广泛认可。可见石恪撰写并刊登在《红旗》杂志的这篇文章所提供的历史信息是足可采信的。通过这篇文章,再结合阮啸仙及高恬波在江西的活动时间及其他历史文献佐证,就基本能够判断出高恬波的被捕和牺牲的具体时间了。

      在《悼我们的女战士高恬波同志》一文的开篇,作者无不惋惜地说“我们的女战士高恬波同志于一九二九年最后的十六日英勇的牺牲了!”为什么要这样开头?因为再过十六天就是新的一年了。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失去生命,是多么令人惋惜与刻骨铭心。而这个牺牲时间被转告到上海才35天的阮啸仙一定是准确的。第一,正在南昌指挥“围剿”的湖南军阀杀害高恬波一定不会秘而不宣,因为当时的江西党组织正处在白色恐怖的低潮时期,相反迫害者会大张旗鼓地宣扬,以震慑革命者;第二,党组织将这一消息告诉远在上海的阮啸仙,一定会很准确地告知高恬波牺牲的具体日子,这是逝者的重要祭日,应该不会混乱。所以在阮啸仙接到高恬波死讯后,掰指一算,离新年仅仅还有16天,所以悲从中来,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扼腕痛惜的开头。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离1930年的新年还差16天的1929年12月15日,就是高恬波的牺牲日。

      那么高恬波究竟是哪一天被捕的呢?《悼我们的女战士高恬波同志》其后说:“(高恬波)不意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街上遭动摇的,偷留在党内投机取巧的,叛变的分子所戈(弋)获”,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石恪文章开篇说“高恬波同志于一九二九年最后的十六日(即1929年12月15日-作者注)英勇的牺牲了!”,又何来“不意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街上。……戈(弋)获?”逻辑上和时间上都不能自洽。

      但是根据该文介绍,说高恬波被抓后,经过了残酷的审讯,还用了种种酷刑,最终目的是要她交出党组织的秘密,审讯和拷打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笔者认为:这里一定出现错漏,要么是作者的笔误,要么是排版误植了时间。据《中共江西省委秘书长吴道一给中央的报告关于省委大破坏的原则、经过及目前几个重要问题和个人问题》(载《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二))记载:11月23日舒心嫩被捕后,“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刘启勋同志即被捕”;“二十五日省常委胡子寿同志即失踪,王宏(阮啸仙-笔者)的家眷高同志(即高恬波-引者注)也不知下落。在谈及“目前几个重要问题”时,该报告提到了阮啸仙妻子高恬波失踪被捕之事,文中称:“省常委王宏,王△飞(农民同志),都知道我的地址,亦常去,但王宏在十一月十日到沪,王△飞在十一月二十一、二日到吉安去巡视并收款,宏之妻高△△比有电到沪(世荪处),宏当不致误到我处,据飞回省时恐有找我的可能(因吉安无固定地址,故无法写信)”;又称:“十一月二十五日宏之妻高△△失踪,若非来沪,即系被捕”。这个报告明确说明,高恬波的被捕时间应该是在1929年11月25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宏之妻高△△失踪,若非来沪,即系被捕”。这是有历史文献支撑的说法,高恬波从被捕到遇害有二十来天的时间,加害者进行拷打、逼供,折磨至死,从时间上推理也是极其合理的。到底是作者写作时有误,还是排版印刷时出现误植呢?我个人更偏向于印刷厂的误植所致。我看过阮啸仙的家书和文章,他国文功底深厚,文中的“弋获”应该不会写成“戈获”(查《红旗》刊物影印件,将“弋获”写成“戈获”是原版错误),这应该是印刷排版时的误植,所以印刷工人将“十一月二十五日”误植成一笔之差、且不易被人发现的“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就不奇怪了。

      我的推论出来后,有人提出了异议。一说,“石恪一文开头句是否还有另一个解读,即表示说高是在1929年12月16日牺牲的?”这种说法始终没有解决牺牲在前,被捕在后的矛盾。就原文看 ,无论是15日牺牲,还是16日牺牲,说25日被弋获,都是矛盾的。又说:“一种想法,就是石恪所说的新年还有16天,有可能是指农历的新年。也就是说,他的时间表述里,可能前面指农历,后面是阳历。那个年代,阳历的新年可能没有那么盛行。农历的印记更深”。这个说法倒是很有新意,但是一查年历,那就更不对劲了。1930年1月30日才是春节,倒推16天,就是1930年的1月16日,那就更不可能。因为石恪的文章在1930年1月11日就刊登在《红旗》刊物上,既然文章都发表了,人怎会还没有牺牲呢?况且,写文章到发表还应该需要时间,文章写出的时间会更早才对。由此可见,被捕时间是11月25日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2024年4月11日

      参考文献:

      1.《悼我们的女战士高恬波同志》(载1931年1月11日《红旗》第六十九期);

      2.《中共江西省委秘书长吴道一给中央的报告关于省委大破坏的原则、经过及目前几个重要问题和个人问题》(载《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二))。

      本文标题:高恬波被捕、牺牲时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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